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期，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是革命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长征经过了十几个省的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红军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四川、西康、甘肃等十几个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长征中红军与与彝族、苗族、瑶族、壮族、布依族、土家族、侗族、纳西族、白族、藏族、羌族、回族、维族、蒙古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群众都有直接交往。
在遵义会议上，我党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各项政策逐步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红军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进行广泛的关于我党民族平等政策和红军宗旨的宣传，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使长期受到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感受到民族平等的温暖，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我们的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
二．先遣队司令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
在红军过彝族地区时，沿途广泛张贴了朱德总司令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向广大彝族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这张布告通俗、生动的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在彝族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按照彝族习惯，在彝家海子边同“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饮鸡血酒，结拜为兄弟，帮助他们成立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并赠送了枪支。
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深受彝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顺利的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时间，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三．刘型等许多老红军宣传、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那时，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不但广泛宣传党的这些民族政策，而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点，制订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政策、法令和纪律。
刘瑞龙
据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叔叔回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经朱总司令决定，刘型同志参加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作，先后担任巡视员、军事裁判所所长、敌军工作部部长。在他任职期间给我教益最大、印象很深有两件事。
一是刘型同志坚定地热情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经常向周围
同志介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中央苏区的贡献，介绍中央红军粉碎一、二、三次“围剿”的情况，介绍一方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例如制定政治保障计划，对部队经常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及行军、战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等等，从而增进了四方面军同志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了解，使两个方面军干部、战士之间相互了解、团结友爱的气氛大大增强了。
再一件事是刘型同志积极参加民族团结的工作。红军长征进入兄弟民族地区，取得当地人民支持帮助，对保障长征任务有极大关系。当时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在周纯全主任和李卓然副主任领导下，我和刘志坚同志在宣传部和刘型同志关系很密切，我们一道研究党和红军对兄弟民族的政策问题。方面军政治部为了便于在兄弟民族地区进行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为了搞好汉藏关系，又准备北上进入回民区域，聘请了一位藏族喇嘛和回族阿訇，他们成了我们了解兄弟民族的很好顾问。我们还得到了原赣东北苏区创建者当时担任藏族人民政府主席的邵式平同志的大力帮助，加上我们自己和刘型同志的调查资料，编写了藏区工作和回区工作的小册子，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地区“十要十不要”的政策纪律，以此教育干部和战士，从而保持了红军与藏民和良好关系，增强了民族团结。”
父亲刘型和刘瑞龙叔叔对长征中我党制定的《藏区十要十不要》和《回区十要十不要》的政策发挥积极的作用。
钱益民
我还想起了1932年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一个故事，那时刘型任红五军团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办公室钱益民副主任曾回忆出：当时红五军团红十五军的部队中有些矛盾，例如：南方战士对北方战士有意见，说：“北方战士不吃腊肉，不革命”，刘型进行了调查，原来北方战士中有不少是回民，他对战友们说：“要尊重北方人的风俗习惯，不能笼统地讲不吃腊肉就是不革命”。按照回民的习俗，他们是不吃腊肉，他们只吃牛、羊肉，而且不吃其他人杀的牛，只吃阿訇杀的牛，他请示了上级，要求地方苏维埃政府把一些老、残的黄牛卖给红军当肉食，并尊重回民习俗，允许回族民士兵中，推选阿訇，并有计划地组成回民排、回民连、回民营，最后红五军团成立了回民团，由于我们民族政策执行的好，发挥了回民的作用，受到了中央政府毛主席的嘉奖。
在红五军团中成立了回民团，这真是一个创举。通过了解红五军团的故事，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红军中还有阿訇啊！看来，我党的民族政策是一贯的、是自始至终的。
由于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少数民族的同胞们积极帮助红军北上抗日。
第一，为红军筹集粮食物资，照顾伤员。
第二，为红军当向导、翻译、修路、架桥、造船，配合红军作战。
第三，踊跃参军，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各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红军经过贵州、云南时，有五、六千少数民族青年参军，其中多数是苗、回、彝、瑶、藏族人。为此，在红军队伍中设立了“回民连”、“彝族连”、“苗族排”等建制。在四川彝族地区，青年成批加入红军行列，仅越西一地就有七、八百人参军；经过藏区，就有二百多名藏族青年加入红军。
红军在长征途中，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告回番民众》、《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回民区域政治工作》、《回区十要十不要》等等一系列决议、指示、口号和文告。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足以说明党和红军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从而及时、正确、广泛、深入地推动和指导了民族工作的发展，有效地争取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四．我党的民族政策具有伟大了历史意义
红军在长征时期由于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红军长征的战略计划。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结了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更加成熟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在长征及长征之前的红军中，执行了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我党对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探索和实践，丰富了马列主义，对我们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直至改革开放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都有指导意义。